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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人格与生活人格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      时间:2015-07-29

  2013年入选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中,有一部让人纠结的长篇小说。之所以说纠结,不是因为写得质量不好,而是非常好,以至引得著名作家莫言作序。让人纠结的在于作者本人。

  小说名为《太阳升起》,作者是廖东明,佛山市政协原副主席。他在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书中,显示了自己对“激情燃烧岁月”的感怀。莫言认为“读着他的故事,就仿佛读着我自己的故事”。

  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赏识,无疑是作品质量过硬的力证。若按古语“文如其人”的说法,这么一部正能量十足的作品,其作者亦属超凡脱俗、怀瑾握瑜之辈。然两月前曝出廖东明涉嫌严重违纪问题,正在接受组织调查。一面是慷慨激昂、激情澎湃之呼号,另一面却大搞上下其手、尔虞我诈之事。小说内容光鲜亮丽的背后是人格的阴暗,这一吊诡的情形着实让正在拜读其大作的读者感觉被幽了一默。估计以后再有读者看其书时,不是抱着看自传体小说的心态,而是纯粹看娱乐作品了,并且加上一句评语:本书内容,纯属虚构;如有雷同,实属巧合。

  事不孤起,必有其邻。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,不仅在当地政界是呼风唤雨的人物,更是在文艺界闯出了名堂。其策划指导的《知青》《闯关东》《老农民》,一度收获了颇为不俗的收视率。他更是为《知青》《闯关东》的主题曲直接作了词,通过极力突出民族英雄主义,显示自己是一个有信仰、懂奉献的人。

  但也是这样一个自诩对党忠诚,“有谁对党不敬,我会同他拼命”的“才子”官员,同样最终现了形。据调查,王敏收受的贿赂价值两千余万元。不少看过《知青》等电视剧的人都惊呼:“怎么可能?腐败分子怎么能创作出这么真善美的作品来?”

  言下之意,这么优秀的文艺作品体现的应该是创作者的真情流露,一个言不由衷、“为文造情”的虚伪之人是不会有真情流露的。若是单纯为了创作而“为文造情”,因为“情”不是发自内心的流露,作品也会因为“假大空”而被读者拒之千里。

  古人说:言为心声,文如其人。说的是观其作品,而知其品行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说:“志足而言文,情信而辞巧,乃含章之玉牒,秉文之金科矣。”思想充实,语言就有文采;真诚,文字就巧妙。真情真话乃是作文之第一要义。清代叶燮有言:“志高则言洁,志大则辞宏,志远则旨永。”也是说文风折射着人的品性和政风。

  但偏偏有的人内在品行与外在表现是分裂的,笔下的形象与自己的言行,严重地错位。王敏、廖东明之流创作出高山仰止的作品,其人品却与作品南辕北辙,有着云泥之别。这一“冰炭同炉”的悖象着实令人挠头。

  不得不说,区别于单纯的走兽,人是复杂的动物。人的复杂在于既有高大亮丽的一面,也有卑陋的一面;既有见孺子入井援之以手的善,也有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恶。而这两方面都能以真实情感存于同一人之身。反映在现实生活中,当没有利益的诱惑时,看到真善美的事物,内心善的一面会被触动;而一旦面临“义”与“利”的选择时,内心恶的一面又往往打败善的一面。这种现象即“我敬佩,但我不做”。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在看红色影片时激动难抑地流泪,我相信确是他向善一面的真情流露;但他“当时的感动是真的,第二天自己想做啥还做啥”。王敏可以被英雄人物感动,但是却不会学习他们。流泪时的向善与收受贿赂时的向恶都作为真实情感,存在于王敏的心里。简单的向善心理敌不过“利”字当头。所以说,只有真正在利益面前才能看清一个人的善与恶。

  这种两面性,说白了,就是一种趋利避害的选择。但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为公共道德所认可的,“为恶而畏人知”。于是,一些人把自身恶的一面过滤掉或隐藏起来,展现给世人的是美善的一面。具体操作手法便是台前一套背后一套,甚至通过展示艺术文采来捞取作秀的资本,遮掩其阴暗面,迷惑大多数人,从而缔造虚假的“高尚人格”,给自己形成荣誉保持伞。一方面,如廖东明、王敏之流遵循生活真实法则,在现实中展现其本来面目;另一方面,他们也会审时度势,懂得文章是与道德并存的,会与时俱进地传播后世并接受时间检阅与读者评价。他们将自己的贪婪、卑劣掩盖在家里,带出门的文章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一面,给外界以假象。之所以出现“文”与“人品”相悖的“两面人现象”,原因就是“文”体现的是“艺术人格”而非“生活人格”,折射的是“创作个性”而非“生活个性”。

  故此,对文非其人、字非其人便不难理解了。文与人并没有必然的正向对应关系。许多人能写出一手光鲜亮丽的文字、抚掌击节的作品,但内心的阴暗是不容易从作品中读出来的。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。个人本质如何,自己最清楚,若他属于善于掩饰之流,则能蒙蔽相当一部分人的眼睛。无怪乎钱钟书感叹:“巨奸为忧国语,热中人作冰雪文。”深以为然。

  清人昭梿《啸亭续录》揭示了此类人心态。书中王西庆圆滑贪婪、工于心计,但其“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”,有人问他:“先生学问富有,而乃贪吝不已,不畏后世之名节乎?”他得意地答道:“贪鄙不过一时之嘲,学问乃千古之业。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。至百年后,口碑已没,而著作常存,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。”王西庆在千古之业的“立言”中表现出与其本性截然相反的姿态,妄图用“道德文章”的“艺术人格”来骗取千百年后人们对其“生活人格”的赞赏。

  因此,我们在考察一个人德行时,要多角度、全方位去体认,切忌盲人摸象般地窥一斑就认为见其全身。万不可被一些善于伪装之人偷换概念,将“生活人格”调包成“艺术人格”。须知,一个在“利”字面前作俘虏的人,哪怕“艺术人格”再高远,其“生活人格”也是低下的。若任由这类伪善之人大行其道,无疑是对政治生态建设以及社会事业的巨大挑衅。《荀子》云:“口言善,身行恶,国妖也。”诚哉斯言!

  谈论艺术人格与生活人格,承认其各自的独立性,这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。我们最终期望的结果,还是要达到二者的统一。表里如一、言行一致,是我们为人的基本道德,也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。之所以有一些领导干部反其道而行之,正因为其丢失了信仰,忘记了党的宗旨。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:“症结在于世界观、权力观、事业观出了问题。”欲提升生活人格,使之与艺术人格相称,除了需要制度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的有效健全之外,我想,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自我修养,筑牢信仰之堤,重学、内省、慎独、力行,利字面前不昏头,使向善之心成为固化的自觉之举。如是,观其文而知其人、听其言而辨其行,有着裂变人格的官员自会绝迹于世。(李自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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